（同上，第84-89页）但在两者的先后关系的澄清上，李泽厚表示有待偏重考证的历史学家的思想史（李泽厚，第296页）。

蓝永蔚指出，《孙子兵法》正是春秋时期战略进攻思想的集大成者：《孙子兵法》所展现的是一支远离本土、深入敌国，‘千里而会战的进攻部队。所以老子会说：图难于其易，为大于其细。

乱生于治，怯生于勇，弱生于强。而无形和细小相对而言，当然是柔弱的、具有无穷生命力和可能性的存在。进入专题： 孙子兵法 老子 奇正 无形 孙老关系 。孙老关系 《老子》一书非常特殊，此书消除了一切可以追溯历史背景、时代特征的痕迹，即书中没有透露任何关于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书籍、朝代的信息。从春秋至于战国，城邑大量增多。

（参见汤浅邦弘，第17页）但是在没有确定历史证据的情况下，这种背离了历史语境的阐释恐怕难以让人信服。陈曦指出《孙》《老》两书均未呈现水的清浊等外在形貌，而聚焦于水的运动与变化。最终，圣贤创作的经典来源于苍天。

这便是同气相求、同声相应，也是万物成长的普遍现象。天理的加入将早期的自然感应提升为思辨的道理感应，人类的感应活动也因为超越之理的参与而摆脱了其自然性，人类从自然人转身成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道理人，这便是道理感应论。孟子主张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道的三项内涵，最早出现的主要为第二、三种，即作为道路或方法之道，以及作为观念的道。

感应被视为宇宙间最普遍的自然现象。在此基础上，人们对其进一步抽象或普遍化：将所有的、能够通达目的地的途径或方法都叫做道。

它分为异类感应和同类相应。在感应活动中，只有行为人才是真正的发动者和主导者。朱熹曰：看来‘道字，只是晓得那而已。这便是传统的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观念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生存即感应。经典产生于圣贤之手，体现了圣贤的心声、满载了圣贤的气息。只有通过不停地玩味与思索，才能够实现气质的交融与天理的汇通。道路乃是人们对行走经验的总结。

《说文解字》曰：道,所行道也。同样，没有气，理便无法获得现实存在。

朱熹曰：道者，事物当然之理。圣人循理而为：圣人于天下事，自不合与，只顺得（一作佗）。

 以《周易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将人的生存视为一种气质存在。天地感而生万物，男女感而生人。觉便是对理的认知与接受，便是对经典的理解、对圣贤观念即道的接受。天地不交，则万物何从而生？女之归男，乃生生相续之道。道有功用，它是超越之理的呈现，超越者的呈现已经十分接近现实，比如仁义礼等便是人道，这些人道的依据便是理。不应说道圣人不言，这道理便不在。

仁声即产生于仁义之性的心声。在其生存进程中，人无时无刻不接受外部社会的、他者的影响而改变自己。

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活动产生于人性之自然。这些影响通过直接的经验认知与间接的学习而发生。

故视而可见者，形与色也。古人通过经典教授的方式来完成教化，气质经典是主要载体。

所谓超越的实体即它是一个超越于我们的经验的实体。因此，经典气质活动的背后蕴含着超越的天理。凡有动皆为感，感则必有应，所应复为感，感复有应，所以不已也。因于气质之性而发生的行为也是一种感应。

这里的道理并非一个词，而是道与理的合成词。四象即金木水火四种质料，加上天地之土，便是五行之质。

绝对天理才是确保文本成为经典的最终依据。自然界万物生存或行动的主要机制便是感应。

四、从普遍到个体理学家的感应是一种超越性活动。圣人不仅拥有清纯气质之身，而且必然与理合一。

历史上的圣人，虽然不同，但是都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精金之身。这段话揭示了易学的生存论，即万物的变化首先产生于太极，然后出现两仪、四象和八卦。感应是它来感、我便应。朱熹解释道：未有天地之先，毕竟也只是理。

《周易》曰：是故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二者合起来，道不仅指正确的方法，而且有意无意地转向了观念，即道乃指人们关于正确方法的观念。

二程曰：故人力行，先须要知。行为人对道的知乃是二者之间关系方式。

从先秦到魏晋时期的感应，无论是自然界的感应，还是人类之间的人文教化，本质上都是一种自然感应。顺这个条理，便谓之礼。